目前，生态补偿机制已成为中国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一方面，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多次提交议案和提案，呼吁尽快建立相关机制和政策；另一方面，许多地方率先示范，积极探索相关实践经验；同时，学术界的有关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从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量化等理论与方法探讨，走向建立生态机制的政策设计研究。近年来，中国政府已对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

　　西部地区盼生态补偿

　　由于我国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生态环境脆弱，且对全国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生态屏障作用，因而来自西部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非常盼望能尽早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陕西省主委、陕西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桂中岳说，陕西省经济结构的调整任务很大，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也十分艰巨，希望中央能在西部大开发中给予陕西省更多的支持，特别是希望能尽快开征生态环境补偿费，尽快建立水资源保护补偿机制。桂中岳说，近年来西安通过煤改气工程，使大气环境大大改善，但水污染形势仍然严峻，尤其是渭河的污染逐步恶化。陕西省在一些煤矿和有色金属矿山实行了生态环境修复收费制度，但是由于在陕的大型央企不在管理权限内，使得这一制度的执行率上不去。

　　“为改善生态环境做出牺牲的人应得到关心”，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盟长布小林也多次呼吁国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她说，过去一年国家非常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在国家的支持下，阿拉善逐步退出传统农业，既保证了生态建设项目的实施，又妥善安置了生态建设的移民。通过实施移民搬迁，改善生态环境，受益的是更大范围的区域、更多的人，而做出牺牲的是一部分农牧民。本着公平的原则，这些人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关心和帮助。

　　生态有价资源有价

　　不少代表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生态补偿落实困难，从思想上看，是一些人把生态环境和资源看成了“免费的午餐”，靠破坏环境和掠夺资源谋取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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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蒋承菘认为，资源的“供需平衡”不宜再强调，目前必须考虑树立资源产出的“总量控制”和“环境容量”的理念。中国在改革过程中，价格改革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现在资源性价格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不少资源价格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以及环境成本，这样就不利于人们转变增长方式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蒋承菘说，目前我国的资源富集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而且有些问题日后才能逐步显现。例如产煤区，挖10平方公里的煤可能要影响到100平方公里的范围。环境虽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但是一旦突破其容量，就无可挽回了。蒋承菘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如何测算出资源的“环境容量”，这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努力，需要国家增加科技投入与加快创新来实现。

　　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也在“两会”期间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改革势在必行，但是资源性产品毕竟是基础性产品，往往牵一发而动全局，所以政府要采取稳健的、积极稳妥的、渐进的方式推进。政府将继续推进石油、天然气、水等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形成机制。但是推进时应当统筹兼顾，考虑到它对各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对低收入阶层的影响，要采取适当的补偿措施。

　　环境经济政策缺位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院长黄春长认为，中国目前具备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政治意愿、实践基础和科学研究基础。要解决这类问题，中国必须建立一种能调整相关主体环境利益及其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激励生态保护行为的政策，这就是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含义和目标。因此，在中国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既是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紧迫需要，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措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建立了较完整的环境污染防治政策体系，对主要环境污染问题的管理都有法律和政策依据。但在自然生态保护方面，中国面临着政策结构性缺位的挑战，特别是相关的环境经济政策严重短缺，无法解决诸如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流域和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在这类生态保护及其相关污染防治问题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关系规律在发生着作用，即受益者无偿占有环境利益，保护者得不到应有的经济回报，缺乏保护的经济激励；破坏者未能承担破坏环境的责任和成本，受害者得不到应有的经济赔偿，责任人丧失保护的经济压力。这种环境及其经济利益关系的扭曲，不仅使中国的生态保护面临很大困难，而且也威胁着地区间和不同人群间的和谐发展。